【党史百年·重要论述】4月5日

1929年4月5日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批评中央二月来信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是错误的,并介绍了红军的战术,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其实,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关于红军的战术,复信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关于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0年4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有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此次蒋令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电报还提出:华中地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及刘少奇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刘少奇负责,会商黄克诚、彭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德、彭德怀及中央军委。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1年4月5日

刘少奇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强调要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信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

1943年4月5日

毛泽东和朱德致信印度国民大会。信中高度评价柯棣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及中印友谊,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

1979年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云上崇阳投稿邮箱:chcyw@126.com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投稿!

云上崇阳严正声明:本平台原创文章和图片未经授权许可,严禁私自转载转发。经许可后,转载转发需注明出处和原创图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