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工资,千万别乱花?

十一假期快到了,“9月份的工资千万别乱花”话题火了,原因和往年一样的简单粗暴:要备好“份子钱”了。有段子说,“老板您好,我国庆有7个朋友要结婚,你直接把我工资打给他们吧。”

可别以为段子就是用夸张手法引人一笑。去年,媒体就报道过25岁的肖小姐,在十一假期连赶6场婚礼,付出份子钱4400元,超过了她一个月的工资。我的一位朋友,最近跟我说接到了三四位同事或亲戚的喜宴邀请,有结婚的,有生小孩的,有乔迁新居的,还分别在她所在的城市和老家。除了份子钱,还要规划好时间分配、买车票、安排谁带娃等各种事宜,“简直比上班还累”。

不管是已为人父母的80后,步入婚姻的90后,还是刚进入职场的95甚至00后,对以份子钱为代表的假期人情负累,比以往的人们感受要深得多。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达,放大了人们的心声。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份子钱诞生之初,其实是一种“众筹”:通过众人协力,实现互惠互利、分摊风险和经济压力。在曾经的农村,谁家有红白喜事,要举办仪式、宴请宾客,其支出对单个家庭来说是沉重负担,需要家族、亲戚凑钱完成。此外,出人出力帮忙张罗也是必要的。以份子钱为纽带的互帮互助,是符合农业社会运行规律的。

但现在,人们生活的空间距离被大大拉长,心理情感维系减弱。现代人平时工作忙、压力大,迫切盼望假期,可选择的度假方式也大大丰富。加上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看重个体感受多于家族、宗族利益,更愿意“悦己”而非“悦他”。这些原因在主观上让人们希望摆脱人情负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个轻松愉悦的假期。

以份子钱为例,它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社会观念的演变滞后于现实,它不会立马消失。这就带来了诸多矛盾。比如,对一些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来说,一笔份子钱可能就是很多天的生活费,何况还是密集来袭的“红包邀请”。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的份子钱已经虚高到了离谱的程度,演变成一种带有道德绑架、亲情绑架意味的炫富、攀比、奢靡表演。这不仅带坏了社会风气,让公众观感不佳,一些身处其中的人也是“欲罢不能”,烦恼又无奈。我就听一个朋友说过,在他老家,份子钱一年比一年高,一些早些年收到较低份子钱的人家心里不平衡,于是拼命想办法“找补”闹出了家里买了一头小猪崽也要请客的荒唐事。

值得肯定的是,无论是舆论还是实践,一些进步的观念和做法都正在被认同和尝试。比如,每当网友吐槽高昂的份子钱时,会有广东网友现身说法,普及广东一些地方最高200元、最低一分钱不收的做法,主人在收到的红包上掐一个角,表示“心意已收到”,然后将红包奉还宾客。如此主宾满意又尽显人情味的画风,得到多数人的点赞。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很容易被其他地方复制推广。

媒体还报道过,山东临淄有个村庄,30年前由村干部带头立下“只收5毛钱份子钱”的规矩,村民们执行到今。可见,即便是在一些人们认为份子钱较重的地区,改变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些年,一些地方出台过各种倡导或强制的规定,试图将份子钱控制在不给人添加压力、不带偏社会风气的范围内。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有些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公权力“管得过宽”的争议。其实,撇开公私之争,一些过严过硬的规定,本身就是很难执行和产生效果的。或许,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还需多动用智慧,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多想点柔性办法。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凝聚共识,有改变现实的决心。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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