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这场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长期统治以来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是中国社会主义各阶层的强烈愿望和期盼。这场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弱小，但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认识到在大革命中必须建立和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必须发挥农民阶级的重要作用。其后，通过国共两党合作下进行的北伐战争，将大革命的愿望和期盼变成了现实，而大革命时期的工农革命运动将这种现实变为摧枯拉朽的大革命风暴。
大革命前，豪绅地主残酷压迫剥削平民百姓，大量的土地被豪绅地主兼并，官僚统治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外国列强采取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传教布道、文化侵略等手段，将旧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崇阳同全国一样，有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县农协在县城召开区乡农协会员代表会打击地主
大量土地被地主兼并。崇阳县最大的工商业地主陈新廉兼并土地的发家史就是一例。陈新廉是崇阳县北门畈人，民国初年继承其父的产业，把经商的业务扩展到了武汉，获利用于买田置屋。北伐军攻占崇阳之时，陈新廉在乡村拥有土地5000余亩，在县城有铺面48个，在武汉有房屋3幢，每年土地可收租谷达1万担、房租四到五千元，成为富甲全县的工商业大地主。陈新廉是“美孚”煤油公司崇阳代理人，经营的煤油不仅专供崇阳，而且还供通城和江西修水，销售量大，获利润多。为了垄断武汉至崇阳的市场，他又造货船一艘，买枪数十支，豢养打手20多名，成为一个有武装力量保护的大富豪。1925年，崇阳百日大旱，不少地方颗粒无收，贫苦农民生活非常艰难。为了求得生存，农民只能忍痛出卖土地。陈新廉乘人之危，长住在灾情最严重的华陂畈，趁机把收租囤积的粮食高价出售，再以贱价大买田地。仅在华陂畈就兼并土地3000余亩，使上千户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他长期剥削的对象。
豪强劣绅压迫更厉害。金塘河坪有个大土豪叫沈特荃，是前清岁贡士。民国7年，沈特荃依附北洋军阀，出任金塘、高枧区团防局的团总。他新建房屋两幢，外筑围墙高一丈、厚一尺，占地面积3亩；内设监狱，外建哨棚，石窗铁门，养恶犬数只及武士、团丁数十人。沈特荃建房屋，全是明抢暗夺。他见邻村李寿山家有石窗，便诬告李通匪，杀其弟，毁其屋，夺其窗。他建房所需钱粮，都是横征强“借”。一是指使打手擎五色旗，到大源一带强征烟户税，缴不起的就卷絮被、赶家畜；二是向富户敲诈。黄羊湾的陈竹林不愿借，沈特荃便诬告其儿子通匪，拘捕法办。陈竹林害怕，连忙送银元宝4个赎罪免祸。沈家的房屋建成后，砖木匠找沈特荃结算工钱，沈特荃说：“不忙，让我查查簿子，匪兵里面好像有你的名字。”砖木匠一听，连忙跪地求饶，宁愿不要工钱，请他帮忙把名字销掉。沈家农工杂活都是强派民夫，如不顺意，即行杀害。一次，抓一外地人做工，两天后此人向沈特荃求饶：“老爷！我腰痛，确实挖不得了。”沈特荃奸笑道：“腰痛?我怕是要背痛罗！”次日将其枪杀。沈特荃办团8年，滥杀无辜群众数十人。民国11年，湘鄂边防游击副司令周孟阳前往大源，被沈特荃逮捕，割断其脚筋，用竹签插入其肛门。同时被捕的7人全部被枪杀在沈家门前沙洲上。其中年仅12岁的小勤务兵，团丁不忍枪杀。沈特荃说：“土匪崽子留着么用”，亲手将其杀害。人称沈特荃为“杀人魔王”。
1926年秋冬至1927年春夏，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共两党领导下的崇阳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群众组织普遍建立，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工农青妇等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迅速兴起。
1926年9月，湖北省农协派共产党员彭制来到崇阳，成立中共崇阳县特别支部，在帮助国民党建立国民崇阳县党部的同时，积极组建共产党基层组织，大张旗鼓地发动农民群众与地主豪绅作斗争。
11月中旬，崇阳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关帝庙正式成立。彭制任委员长，沈昌亚等4人为执委。下设土地、裁判、妇女、宣传等部，各支部成员及共产党员深入到农村，组织发动农会革命运动，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与土豪劣绅、恶霸展开斗争。如在小沙坪成立区农协会的大会上，一个姓万的农民出来揭露其叔父万森茂的罪恶。他说：“万森茂是个地痞，在数十年中不晓得喝了多少人的冤枉酒，吞了多少人的冤枉钱，对我这侄儿也虐待得很厉害，好几次用刀追杀，所以我不得不起来革命，推翻这万恶的封建势力。”大会决定抓这个地痞在全区游乡示众。12月，路口区成立农会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设农会，行农政，兴农业，协同大家务必同心齐努力；保民族，开民权，重民生，会集同志指期不日告成功”。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1927年1月4日，县农协在县城召开第一次区乡农协会员代表会，总结交流前段农运工作经验，分析土豪劣绅的动态。大家一致要求县保卫团把镇压土豪劣绅、破坏农协组织的地痞作为中心任务。会后，县保卫团将民愤最大的劣绅、地痞抓到县城关押起来，对扰乱区、乡农会行使公务行为进行处罚，使农民协会有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
同月23日，县农协在县城召开第二次区乡农协会员代表会。会议就减轻农民的借贷利息、佃户佃谷、烧毁契约借据、免除苛捐杂税和发展会员等问题作出决议。广大农民群众见农协会能真心为他们谋利益，踊跃报名加入农会，很快全县9区81乡都建起了农会，会员急增到3万余人，占全县成人总数的70%。这些区乡农会在当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从农民的根本利益着手，在政治上勇敢地参与政务，响亮地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大胆地组织农民会员打击土豪劣绅。凡不法的土豪劣绅和地主，轻则戴高帽游乡，重则拘捕镇压。3月，县农协在城关召开3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主席台两边悬挂着大幅对联：打、打、打，打倒帝国主义；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大会依照省党部新颁布的两个暂行条例，对土豪劣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进行了血泪控诉，将全县最大的劣绅沈特荃、最凶恶的地痞陈全寿及蔡德兴、沈晋侯等人就地处决，广大农民群众欢心鼓舞。大沙坪区农协会还将大恶霸魏石峰的家财没收，分给贫苦百姓，使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
3月4日，县农协执委、桂口支部书记杨香林等3人出席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崇阳的农会工作受到表扬。
4月至7月，熊熊的革命烈火虽然被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浇灭，但农民的革命热情为在日后土地革命中苏维埃政权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