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崇阳
牺牲在崇阳的湘鄂赣省委书记
陈 寿 昌
▲陈寿昌像
陈寿昌，1906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22日牺牲。陈寿昌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怀抱爱国志向，17岁就投身工人运动，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之一。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委，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主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席，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兼红16师政委时，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他率部留守湘鄂赣，在崇阳高枧乡老虎洞指挥作战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年仅28岁。
少年立下报国志
陈寿昌原名陈希堪，乳名立新，号袖沧。祖父是清光绪二十八年文举人，晚年以教书为业，倾向进步潮流；父亲是晚清秀才，早年在家乡教书，热心教育事业，1914年考取县佐，分配到安徽安庆，因为人正直，一直未被委任，做些书写等杂事，后在安徽省高等检察厅充当书记官；母亲谢雪卿，为人贤慧，生育二子二女，寿昌排行居三。
陈寿昌自幼受祖父训导，好学上进，工诗词，善书画。先在祖父任教的私塾里读书，1913年进镇海私立便蒙小学就读，品学兼优。1918年随父母去安庆。翌年初，又跟随在汉口任家教的祖父身边伴读。农历五月，父母来汉口料理祖父丧事后，全家即回镇海老家，陈寿昌再入便蒙学校读书。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传到甬城，宁波各中等学校迅即响应，此时在省立四中读书的陈寿昌胞兄陈希垲，是宁波学生运动的骨干，他在反帝反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中竭尽全力，以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少年陈寿昌闻睹列强横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现实情景，也在镇海家乡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等反帝爱国宣传演讲活动。赤诚的爱国志向在陈寿昌幼小、纯洁的心灵中萌生。是年农历七月，希垲病故，13岁的陈寿昌代表亲属赴甬，在学校为其兄举行的追悼会上致词，言词激昂，感人肺腑，众口赞叹！希垲逝世后，父亲怕再痛失堪儿，遂请友人将希堪改名陈寿昌。
▲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运动影像照片
1920年，陈寿昌全家返回汉口。为求报国之路，陈寿昌曾给冯玉祥将军写信，要求从军。翌年农历正月，他离家出走，并留言家中：“……我不想去银行谋职（因其父曾托人介绍他进汉口一家银行做练习生），要去从军，请父母亲放心！”当天，家人在汉口火车站把他寻回。不久，陈寿昌又随父去安庆。在安庆，他先后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函授和“电报传习所”学习，成绩优秀，这就为他日后利用电报电讯技术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陈寿昌在“电报传习所”结业后，到郑州电报局供职。
1923年2月7日，郑州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制造了“二七”惨案。17岁的陈寿昌积极参加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利用接触电报传递信息之便，有意延误军政电报，向罢工指挥部密报军阀来往电函的内容。他暴露身份后不久就离开了郑州。经过“二七”斗争洗礼的陈寿昌，不畏艰险，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身许马列安等闲
1925年秋，陈寿昌从郑州电报局转到汉口电报局工作，继续投身工人运动。翌年秋，他按照全国总工会驻汉口办事处的工作部署，努力组织工会，发展武汉工运，发动工人支援北伐军胜利进军。11月，武汉电报工会建立，陈寿昌任负责人。
1927年元旦，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陈寿昌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正当大会进行之际，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驱赶、刺杀在汉口听“庆祝北伐胜利”演讲的群众，制造了“一三”惨案。1月5日，全国总工会驻汉口办事处主任李立三和秘书长刘少奇等在汉口主持有30万人参加的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陈寿昌参与组织发动和会后的示威游行，迫使英国当局于当年2月19日将汉口英租界归还给中国。
▲当时的汉口英租界一角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外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大的情况下，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7年6月19日在汉口举行，陈寿昌参与会议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担任大会交际部、总务部负责人，以及经济审查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地产业工会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政治报告、大会宣言和政治决议，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作《电报职工运动概况》的报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委。
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反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陈寿昌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毫无惧色，摆脱敌人拘捕，机智地离汉抵沪，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他先在蔡叔厚开设的上海“绍敦电机公司”工作作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后调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做过党中央的英语翻译。1927年8月，陈寿昌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是年秋冬任中共上海市总（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其间，他常深入到上海衣庄（估衣）业等基层工人中开展工运工作，一天深夜还上“先施乐园”屋顶向南京路散发革命传单，事毕路上被巡捕房拘去，幸其机智应变，得以开释。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由武汉迁至上海。同年11月，为了对付和反击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保卫党中央、在沪党组织和革命活动的安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一一特科。1928年2月，陈寿昌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继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3月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7月调任沪西区委书记。他先后领导上海闸北、沪西地下党的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组织领导丝厂等罢工斗争，以及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1928年秋冬，陈寿昌调中共中央特科任联络员，先在被称为中共心脏中的心脏中的特二科（情报科）工作。在科长陈赓的领导下，陈寿昌与战友们一起，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的情报机关，搜集到了大量的情报。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的“上海滩”，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环境中，他沉着、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特科交给的情报联络、除奸反特、安全保卫以及通讯、交通（建立秘密交通线）等任务。
1929年五、六月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由苏联回国途径上海，蒋介石下令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追捕。为了佐野学的安全，陈寿昌受周恩来委派，同进步人士陆久之联系，商定保护措施，使佐野学在陆久之寓所安居了1个月又5天。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之后，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学习。
1930年12月17日，因中共特四科的秘密无线电训练班被敌人破获，导致张沈川等12名同志被捕，中共决定时任特科第四科科长李强暂时停止在沪的一切活动，隐蔽起来，派陈寿昌接任第四科科长，负责领导电台和交通工作，并作为李强的联系人。他成为周恩来领导的“三陈”（陈赓、陈寿昌、陈养山）之一。
特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其主要职责是建立“红色电台”和破译敌人的密电码。由于有了无线电通讯，不但改变了中共靠人传递信息的落后局面，有效地保障了中央与各苏区沟通与联系，同时通过监听敌电台，及时掌握敌人动态机密，为革命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电报接收
电报工人出身的陈寿昌，不但熟悉无线电技术，更懂得无线电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这项工作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性，他以无线电老板身份作掩护，每隔半个月就要搬一次家，以确保无线电通讯机构的安全。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陈寿昌与陈赓两人作为特科的联络员，指导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开展工作，和国民党特务在隐秘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陈寿昌以勇敢机警的工作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在保卫党中央，及时了解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部署，开展营救同志、惩办叛徒、打击敌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1年5月，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电台直属中央书记处，仍由陈寿昌负责领导。他差不多每晚去慕尔鸣路秘密电台送取电报稿。一天晚上，他与电台工作人员毛齐华、曾三惊觉与香港台通讯联络中出现反常情况，在判定香港台被敌破坏后，即将电台另迁他处。之后陈寿昌根据中央指示，布置毛齐华完成培训电台技术力量，以及赶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等通讯设备的任务，以适应革命斗争发展和苏区通讯联络的需要。在中央特科期间，陈寿昌经常穿一件旧灰布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扮作教员，有时则凭其熟悉无线电专业的特长，以电料行老板或以其他身份进行情报工作。有一次他去党的地下联络点联络，不料联络点被敌破坏，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国民党特务）正在联络点附近游动。在此进退两难情况下，他毫不畏缩，若无其事地从临近一家住户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他常身带秘密文件、资料外出，也曾碰到租界巡捕搜身检查和敌特跟踪盯梢，由于他临危不惧、镇定应变，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在艰险的白区斗争环境中，陈寿昌坚强乐观，在由他签发的《上海闸北区委四月份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已朝着新的方向走去……我们并不悲观，而觉得天天是在进步之中，过去的工作失败，就是增加目前工作的经验与知识”。
陈寿昌在做好党的保卫工作的同时，团结党外进步人士，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他曾指导进步人士陆久之组织成立了上海轮船招商局职工会，以国民党上海轮船招商局特别党部作掩护，开展工运和罢工斗争。其间，陆久之曾向陈寿昌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上战场接受考验的申请，陈寿昌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后，诚挚地对久之说：“恩来同志要我转告你，欢迎你要求入党，但是你不参加党组织可以做更多更重要的工作，起的作用更大，请你考虑”。热情的鼓励，殷切的希望，使陆久之更是心明眼亮，决心听从党的安排，在敌人的营垒中一直坚持战斗。
报效工农岂知艰
▲陈寿昌及其妻子
陈寿昌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对革命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不吸烟，不喝酒。1929年农历正月回家乡同胡有娣结婚后三年中没添置过一件新衣。当时党的经费困难，他变卖妻子婚时首饰以接济一家生活，一次还将兑换首饰得来的96块钱全数送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那时候上海乘电车很便宜，三、四个铜板就可坐蛮长一段路程，但陈寿昌却舍不得花，除急事外，多数时间是步行而不乘车，有时在路上买个大饼充饥。他常对妻子说：“我们青年人生活苦一点没什么，将来会好的，到过好日子的时间不远了！”有时他抱着孩子自言自语：“我们一定会成功，好日子你（小囡）一定能看到！”
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陈寿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当年能经常进出他家的只有极少数人，其中以大块头陈赓将军为常客，其他人如果突然来到他家，他即刻就会搬家。为了工作需要，他在上海每个区都住过，最长时间不过二三个月，有时一个月就要搬几次家。陈寿昌经常变换身份：电料商店老板、教师、裁缝。他和妻子上街时，不让她抱着孩子与他同行。他说：女人抱着孩子在街上走，不可能离家很远，万一特务盯梢，很容易被找到住地。当时，上海街头经常发生“抄靶子”，军警会突然搜查行人。有一次，陈寿昌被军警拦围进行盘问，他故意用家乡话与军警交谈。对方听他是宁波口音，手里又夹着裁缝布包，打开一看，全是剪裁衣服用的尺、剪刀、划粉和各种各样的布，真以为他是裁缝，便很快将他放行。回家后陈寿昌风趣地对妻子讲：我这个“宁波裁缝”，在上海很吃香呢。1931年初，陈寿昌受命扮成一个大老板，偕同妻、女和一名警卫来到武汉，接收了湖南党组织送交党中央的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珠宝。他把这批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金银珠宝，机警地上多处银楼兑换成钱钞，陆续汇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其时，妻子胡有娣偶见金银珠宝中有只小响铃，就随口而出：“这响铃就给女儿戴吧！”而平时爱在妻子面前说笑的陈寿昌，此时却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流血牺牲换来给党中央的经费，我们怎可拿来用呢？”
▲陈寿昌和妻子为党传递文件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沪党组织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周恩来在得悉钱壮飞截获的顾顺章叛变的“特急绝密情报”后，即在陈云、聂荣臻协助下，指挥陈赓、李克农、洪扬生、李强、陈养山、陈寿昌等特科人员，争分夺秒，抢在敌人行动之前，采取紧急转移、人员调整、改变联络方法等措施，保卫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等在沪党组织和领导人的安全，使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的阴谋计划落空。
1931年12月，党中央为加强中央苏区的工会工作，决定调陈寿昌赴中央苏区领导工会工作。当时，他身边有年老的母亲、2岁的女儿和怀孕的妻子，但他以革命大局为重，坚决服从组织调动。他安慰母亲、妻子携幼女回镇海老家，并嘱托姐姐、妹妹日后多多照顾他全家。在安排好家事后，陈寿昌于12月中旬惜别亲人，与聂荣臻等一起离开上海，由交通站派向导护送，沿着秘密交通线夜行晓宿，闯过敌人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线。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于1932年1月5日到达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到达目的地后，陈寿昌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任和全总巡视员。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参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在主持全总苏区执行局工作期间，他制订了苏区工会组织和工作大纲，组织各行业工人成立工会。
2月上中旬，全总苏区执行局在瑞金召开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陈寿昌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临时中央政府代表项英、共青团代表顾作霖、军委会代表叶剑英等在会上致词。会议议决了职工会的任务与组织问题、雇农问题、拥护与实现劳动法问题、扩大并拥护红军问题、失业与合作社运动问题以及援助上海罢工问题等8个重要决议案，正式成立了闽赣两省职工联合会和雇农工会。这次大会不仅把两省的工人运动引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标志着整个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为贯彻大会决议，以陈寿昌为首的全总苏区执行局，深入基层指导落实大会任务，制定《苏维埃区域工会组织大纲》，进一步在苏区组织各业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开办工人夜校、俱乐部和训练班，创办《苏区工人报》，加强工运舆论阵地，积极发展工人运动，同时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加红军，发动基层工会举办各种类型生产合作社，新建扩建兵工厂、制药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掀起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政权、经济建设和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的斗争。
陈寿昌在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打土豪、筹粮款的运动同时，还采取措施努力繁荣苏区的经济工作。陈寿昌曾给家里写信，说那边“生意兴隆，蒸蒸日上，前程可观”，意指革命事业日益发展，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壮志未酬身先死
▲崇阳老胡洞村（曾称老虎洞村）
1933年一、二月间，全总苏区执行局与迁入中央苏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合并，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陈寿昌任中共党团书记、委员长。期间，他曾去鄂豫皖苏区巡视指导工会工作。
1933年2月底，陈寿昌因工作成绩突出，再次受党中央委派，出任福建省委书记一职。在福建期间，蒋介石曾纠集重兵，发动第五次“围剿”，在疯狂围攻中央根据地的同时，又以数十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兵力，向湘鄂赣根据地进犯。陈寿昌积极组织军民配合中央苏区开展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成效。
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其“左倾”错误方针，并首先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就给福建省委和苏区党的工作带来“左”的负面影响。陈寿昌在主持福建省委工作中，组织领导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以及在发展苏区经济、改进基层领导作风中，作出了新的业绩。
1933年7月，陈寿昌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同时中央军委决定陈寿昌和徐彦刚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8月，中央明令湘鄂赣省停止在肃反中捕人之权，已逮捕的人，待新任省委书记到任后再作处理。10月底，陈寿昌率40人的湘鄂赣省工作团离开中央苏区瑞金，越过敌人封锁线，于次年1月到达湘鄂赣根据地。
1934年1月中旬，陈寿昌在万载小源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关于改组湘鄂赣省委的决定，宣布新省委和军区领导组成人员。会后，新省委和军区即领导苏区军民投入异常紧张的反“围剿”战争，首先在鄂东南取得了摧毁敌碉堡13座、歼灭敌军2个团、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和收复木石港一带苏区的重大胜利。在反“围剿”的同时，新省委纠正前省委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制止了乱捕乱杀行为。
在极其艰苦的反“围剿”战争中，陈寿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朝气，率先垂范，与战士，与人民同甘共苦，关心他人，爱护同志，鼓舞群众斗志，战胜面临的重重困难。在即将撤离小源前，他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去看望伤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当时奇缺的一块盐巴和两块银元送给一位伤员，并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胜利！”为克服粮食严重不足的危机，他带头节省粮食，同战士一样吃的是浸涨了的笋片丝和少量的蕃薯丝，有时一天只吃一餐，或以野菜充饥，把剩下来的一点食物留给伤员。虽饿得面黄肌瘦，双脚浮肿，但仍乐观地指挥全局。有时当地群众送他一些野菜，他坚持付给湘鄂赣币，并连声说：“谢谢你们！”
在龙门山突围中，他正双脚溃烂，步履艰难，但仍沉着指挥，干部、战士见政委如此坚定，个个士气高昂，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当突围未成，在大山里隐蔽待机时，他一面鼓舞战士战胜艰难困苦，一面为自己治疗脚疾，强忍剧痛，用盐水洗创口，用竹片刮去脚上的脓水腐肉，而吃的常是野菜草根树皮，身体极其虚弱，还常转移隐蔽地点，避敌捉拿和进山搜捕，历尽艰险才来到省委驻地黄金洞。
1934年2月，陈寿昌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在敌人重兵压境下，陈寿昌指挥遭围困的省级机关干部、群众和红军伤病员，安全转移到幽居、祖庄一带。次月被迫率部转移。
6月初，因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在掩护机关突围中不幸牺牲，陈寿昌立即改组了红十六师的领导，由徐彦刚担任师长，自己兼任政治委员，继续率部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分路突围，因寡不敌众遭受惨重损失。
▲陈寿昌办公遗址
7月，湘鄂赣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中断，湘鄂赣根据地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特别是红军主力北上以后，红十六师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期3个月消灭湘鄂赣根据地及其红军，叫嚷“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敌人设立了四道严密的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进行“清剿”。陈寿昌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带领根据地的军民转移到鄂东南、赣西北的广大山区，积极领导军民开辟新苏区，扩大红军，恢复红十六师武装，在湘鄂赣边界海拔1600多米的罗霄、幕阜山脉间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曾写下战斗的诗篇：“不到深山里，焉能伏虎威。余生艰险尽，后继可沾晖。”
在艰苦斗争的环境里，陈寿昌和大家一样，经常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口吐黄水，腿脚浮肿，仍坚持工作。身边的保卫局长邓洪实在不忍心，就把过去修钟表积攒的钱买来一碗面条，送给陈寿昌吃，但他不吃一口，一定要让给伤员吃。在敌人暂时强大的形势下，红军为保存实力，便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反动派悬赏活捉陈寿昌，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一次又一次避过了敌人的搜索。有一次，陈寿昌藏在一座桥下面的水沟里，足足呆了六、七个小时。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他天天都要换地方睡觉，有时一天换几个地方。
11月上旬，陈寿昌和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政委傅秋涛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己由湖南西进。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牵制住敌人的兵力，陈寿昌不顾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双脚浮肿，坚持上前线指挥部队，率红十六师由崇阳、蒲圻到临湘、平江、岳阳一带活动，向西南行动，与敌周旋。
▲老虎洞战斗遗址
11月8日，他们从牛牯山出发西进，于10日下午来到崇阳与通城之间的高枧乡老虎洞，突然遭到以况新先为师长的国民党三十三师两个团和崇阳、通城、修水三县地方反动武装共四千余人的阻击和围攻。11日上午，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领导在徐家屋召开了连级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了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下午战斗打响了。我军为占领有利地形，遂从老虎洞撤到老鸦尖、刘婆尖、薄刀埂等高地。顿时枪声四起，军号轰鸣，敌我双方攻守争夺十分激烈。我军英勇顽强，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连续击退了敌人七次进攻。21日中午，正当敌人组织第八次强攻的紧要关头，陈寿昌命徐彦刚率部撤退，自己则指挥少量战士掩护。战斗中，陈寿昌身先士卒，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右腿动脉，流血不止，徐彦刚亦中弹负伤。我军虽全力抵抗，但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战斗，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部到崇阳县金塘镇河坪村休整。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将刚刚牺牲的一名战士戴上陈寿昌的眼镜就地埋葬，并大呼陈寿昌牺牲了。敌人见陈寿昌已死，红军也只剩下少数人了，便不再追击，匆匆收兵了。
陈寿昌因流血过多，医疗条件差，以至伤情恶化，于当晚在崇阳金塘河坪村牺牲，年仅28岁。21日晚上，红十六师指战员和鄂东南特委在河坪为陈寿昌及其他牺牲的同志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副政委方步舟主持，全体官兵和当地群众无不悲痛万分，会上一片哭声。追悼会上，湘鄂赣省委称颂陈寿昌“是一位难得的好省委书记，在苏区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牺牲是湘鄂赣苏区的重大损失，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追悼会后，同志们购买棺木将陈寿昌和其他同志的遗体就地安葬在崇阳县金塘镇河坪村。
▲崇阳金塘镇河坪村
长留忠胆照人间
崇阳高枧老虎洞战斗，激战两昼夜，陈寿昌壮烈牺牲，官兵伤亡400多人。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也负了伤，由政委傅秋涛带领100人护送到黄金洞治疗，剩下的部队约700多人则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金塘休整。
1935年元月，徐彦刚伤愈返回部队，与傅秋涛一道率领经过休整的红十六师攻打高枧，连续三次打败了以刘多全为师长的国民党105师所属的一个加强连、一个加强营和两个团，在高枧取得了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2月上旬，红十六师和鄂东南特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经请求湘鄂赣边区特委同意，决定在崇阳、通城、修水三县之间建立一个苏区县，管辖小沙坪、港口、塘口、横岭、金塘、大源、寒泉、东山、义源、高枧、古市、河坪、黄羊等地，隶属鄂东南特委领导，县府设在金塘，县名定为“寿昌县”，以纪念在高枧老虎洞战斗中牺牲的省委书记陈寿昌及其他同志。二月中旬，经过紧张筹备，中共寿昌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组建就绪，正式挂牌办公。寿昌县县委书记邱才新是通山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芦顺连是崇阳金塘人。
2月17日，寿昌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金塘召开成立庆祝大会，红十六师指战员、地方赤卫队和当地各级党政干部、革命群众共3000多人参加会议。但到会议接近尾声时，突然被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冲散了，县府机关被迫搬迁，后来遂随军流动坚持办公，直到7月红十六师远离北上，才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寿昌县虽建制时间不长，县政府没有固定地址，其领导人也鲜为人知，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影响是深远的。
1938年1月，陈寿昌烈士生前领导的湘鄂赣红军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赴抗日前线再立新功。
1985年，崇阳县人民政府对陈寿昌烈士墓进行维修。2002年9月，崇阳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金塘镇畈上村（原名河坪村）四组选址修建陈寿昌烈士陵园，当年接收全县108个单位捐款43800元，同年10月动工兴建，征地8亩，总造价30万元，2003年3月底竣工。
▲陈寿昌烈士陵园
园内建有门楼，雕有陈寿昌烈士石像，刻有聂荣臻元帅的题词：“陈寿昌烈士永垂不朽”，建有六角亭一个，重修了陈寿昌烈士坟墓和水泥路。陵园竣工后的2003年清明节，县四大家领导和县直各单位负责人、金塘镇全体干部和当地群众500余人参加了首祭仪式。
每年清明节，崇阳县干部、群众和学生自发到陈寿昌烈士陵园凭吊、祭奠革命先烈。每年“七一”，该县机关工委及一些单位、企业组织党员和预备党员到烈士陵园宣誓。如今，陈寿昌烈士陵园已成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外在陈寿昌的家乡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聪园路73号也建有“陈寿昌烈士纪念馆”和陈寿昌公园。
陈寿昌烈士的女婿，原任外交部、上海社会科学院翻译、教授胡乃承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崇阳拜谒未曾谋过面的先岳父，赋词《浪淘沙我爱崇阳》：“微雨湿幽窗，画入春光。鸟啼花笑赞崇阳。梦里金塘千里桂，香惹思量。莫道此山冈，城在天堂。当年钟鼓响殷商。曾是春秋金粉地，今日文乡！”很显然，作者是在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日子里，从天城到金塘拜谒先岳父，一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情不自禁地想起静卧崇山的亲人，觉得烈士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终于换来人民的幸福生活，换来今天的地盛文昌。
而崇阳邑内诸多贤达更是写诗著文缅怀陈寿昌烈士。已故的陈勋清先生在2003年清明陵园竣工举行祭典时写下《谒陈寿昌烈士墓》诗：“肃穆庄严烈士陵，清明酹酒祭公魂。分田建政黎民乐，北御南征虎豹擒。洒血有痕留战地，捐躯无悔见丰碑。墓前伫立思先辈，赫赫亭碑启后人。”余圣怀先生写诗《谒陈寿昌烈士陵遇雨》：“簇簇鹃花泪洒坡，缅怀烈士忆干戈。横刀湘赣呈神勇，立马南屏斩恶魔。心系工农光日月，血流涧岭壮山河。遗诗字字耀青史，一寸丹心百世歌。”廖佛光先生写诗《谒陈寿昌烈士墓》：“百折青山百折屏，车驰谷道进河坪。诗朋祭洒追思泪，翰墨行吟景仰情。弹雨枪林御匪寇，丹心碧血耀苍穹。遗诗一首辉青史，浩气千秋贯彩虹。”杨桦先生写有一篇散文《凭吊》，文中有段话：“陈寿昌烈士的生命可惜太短暂，然而虽短暂，却像一颗流星燃烧着划过天空，给我们留下了耀眼的一瞬，正是这一瞬，铸造了永恒。”
▲陈寿昌烈士雕像
崇阳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在高枧老虎洞战斗中与陈寿昌烈士一起牺牲的英烈们。王正文先生赋词《江南春祭老虎洞无名烈士》：“松竹内，隐坟堆。深山埋烈士，不识姓名谁。常青一束清明祭，九曲名峰当墓碑。”
陈寿昌烈士生前写有一首诗：“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虽然不能判定这首诗所作的具体时间，但作者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或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都决心为革命献出一切，并坚信革命一定会最终胜利。无论是在黑牢里还是在战火中，共产党人的信念都是一致的。他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革命胜利的那天，但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一切，他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忠心，将永远留给后人，激励着后来者完成先辈们未竟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
陈寿昌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湖北文史》2013年第2期
作者：吴梅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