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又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其中有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的乡亲们，有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有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也有南开大学新入伍的大学生，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这样说道。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但收到过很多群众来信，更是多次给普通人、普通团体回信。群众来信是联系党与人民的重要纽带，是表达民情民意不可或缺的渠道。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党的领导人是如何处理群众来信的，信又是如何传递到他们手中的。
写给老一辈领导人的信
群众来信所反映的困难往往是基层人民生活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积少成多，就会动摇民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党政大事繁杂，但毛泽东却坚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950年5月上旬的10天时间里，毛泽东回复群众来信近80封，最多的一天回复18封。上海工人金祥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上海物价飞涨，工人们难以养家糊口。来信除了讲述现状，还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两点建议。毛泽东读信之后，立刻将此信转交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李先念处理，并嘱其事后汇报。
1953年，毛泽东收到沈钧儒反映血吸虫病流行的信件后，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他多次派人前往灾区调查研究，最终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1951年10月8日，中办秘书室收到一封关于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反映厂内工资拖欠，严重影响工人日常生活，致使工人们不堪其苦，生产受到影响的信件。12日，毛泽东亲自回信，从接收到处理仅用了5天。
周恩来也非常重视群众来信。1955年6月，在收到钱学森在家书中夹带的关于志愿归国的亲笔信后，周恩来即刻开始安排逐项事宜，在随后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会谈中，为钱学森回归祖国扫清了重重障碍。周恩来不但重视处理来信的时效，更注重鼓励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多来信，多与党和国家交流在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期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效果。
习仲勋曾有感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954年底，习仲勋收到一份关于西北地区物资供应紧张、供应结构不合理的信件，感到事关重大，随即让秘书起草一份报告交由毛泽东阅示，当看到秘书由于信中实例稍显粗俗而在报告中未提及时，习仲勋说，例子虽欠妥，但却最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问题和现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报告递交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批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习近平：凡是群众来信，
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
1993年6月，福建日报一名记者采访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无意中将一份内部刊物《来信摘编》（第32期）拿给习近平看。他看后很认真地对记者说到：“群众反映永泰县开发桃花洲的意见很重要，必须引起重视。”随即便拿起笔来批示：“请永泰县俞兆坤同志（当时永泰县县委书记）调查阅酌。”
对待群众的来函来信或者新闻单位公开批评的意见及“内参”反映的问题等，习近平的工作作风的确就像他自己所提倡的那样“马上就办”。习近平曾向媒体解释：“‘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作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福州的事业才会保持年轻。”
在习近平就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三年以来，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习近平批示的有关重要问题均得到了妥善安排和解决。
不管工作有多忙，习近平都忘不了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当他一到福州市委任职时就交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他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4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他经常带头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具体问题。
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领导干部了解社情民意最有效的途径。习近平曾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汲取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关心、济助’每一个需要关心济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与走访、网上投诉、电话信访相比，群众来信蕴含的信息更丰富，据报道，国家信访局办信部门每周负责把所有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件往上呈报，一些重要典型信件报过去，习总书记每次都会阅批。
包罗万象的群众来信
1959年，还是小学四年级的王刚，作为小学调皮捣蛋的坏典型被周围的同学孤立了。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他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两张自己画的水彩画。
十几天后，王刚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有毛主席亲笔签名的标准照和回信。回忆这段奇特的经历，已是著名演员、主持人的王刚说：“忽然，我在人们眼中的印象一下子变了，各种赞扬声不绝于耳，然后我成了一个好班长、一个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还曾经有一封写着“中共中央大胡子首长收”的来信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虽然周恩来总理在民间被称为“大胡子”，但分拣时，这封信令工作人员非常纠结，秉承着“最大程度传达民意”，工作人员递送了这封“怪信”，而这封“大胡子”来信帮助周恩来找回了长征途中失散几十年的老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邮政局首先会按照来信者身份是机构还是个人粗略对邮件进行分拣。机构公函一般直接投递给相应对口单位，而个人来信则根据收信人身份区分送至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两个信访室登记处理。这两个信访室于2000年升级为国家信访局。
在国家信访局办公大楼的四楼，有间“信件分拣室”，十几平方米的屋内，放着几麻袋已经消过毒的信件。分拣员从麻袋中拿起一摞信件，在桌子上顺几下，放到拆信机上，拆封后再放到各省的信件格子里，几位年轻的分拣员一干就是一上午。这些经过初次分拣的信件再汇集到另一间办公室，按照涉法涉诉、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劳动社保、组织人事等几个方面，再次进行分类调度。分好后，其他业务处就可以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信件取走，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及时处理。
最终，一些信件可能到达相关领导的秘书处，再递给中央领导。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的《秘书工作》杂志记载，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田家英会筛选出重要的群众来信，供毛泽东批阅，其余由他代为回复。但即便是毛泽东自己手写的回信，田家英也会重新誊抄一遍再发出，把原稿留下。
